失业保险费率降至2%

前者以共同理念为基础，后者以国家根本法为保障。

今日法治话语中的所谓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及德治在中国政治治理中的规范性地位，根源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中的礼之规范原理及其实践模式。钱穆这里提出的论据及问题很有价值，即长期的大一统是怎么样在制度上得以实现和维持的？如果不是内在协调统一的法治，又有怎样的制度模式能够做到呢？钱穆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实质命题是关于中国大一统历史的法治推论，即既然大一统是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其背后的治理秩序就必然是一种值得深究和肯定的法治形态，而绝不可能是一种诉诸专制和意志任意性的人治。

其二是各级官员尽忠职守，这是官尽其职的本义，也是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宪制的理性化任务。进而言之，欧陆法治传统根源于罗马法，有希腊渊源，其国家主义确实较为强大，但英美普通法系的法治传统，则较重个人自由，与欧陆法治有别。夫一国家一民族故不能专以法律治，然则中国他日而仍将有道德与教化，其势又非更端易辙，再彻底模仿西方之耶教不为功。称为私言，有钱穆先生的谦逊品德所在，对其不擅长之事并不张扬，但又有其积极的儒家君子责任所在，面对秩序危局及人心浮动的现实，不得不发。这样一种法律激进主义是非历史化和不切实际的，既未建立在严谨研究和掌握中国自身法治思想与制度经验的基础之上，对西方法治学说和制度也常常是功利主义的照抄照搬，以至于国民党时代苦心孤诣建立的六法全书法律体系高悬于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实际的上空，并未能带来稳定和平的国家治理秩序。

第三，在法治与德治关系上，重新认识和对待中国古典法律秩序资源。钱穆先生在辨析和确证中国法治身份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尚法过度之危害及儒家的克服之道，以凸显中国礼治之整合功能。习近平精神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并不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的理论结晶，更是全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

西方主要国家曾经先后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推动颜色革命，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结果是这三个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持续衰退。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目标可以不同，手段可以多种多样，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第三次变革的根本性特点决定了这一次变革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内生的、原动力的。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

只是讲中国特色的价值和制度是难以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选择。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共同自由 共同自由价值并不是新价值，可以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在追求共同自由。

党导民主制比党争民主制更具有政治正当性。何为自主精神？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三个有利于就是改革开放的目标和价值，更进一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

很多学者看到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成功制度以及它带来的成功结果，就忘记了这些制度起到实效的条件，而将其当作普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我们一直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来表述现代社会主义(modernsocialism)，这是本末倒置，我们需要正名，名正则言顺。今天的中国，深入全面的改革需要有更基本、更全面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共同自由。共同自由是共同体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

共同自由价值的提出可能会遭到左的理论界的否定。具体的猫论指的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

正是明确了社会主义价值，邓小平得出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只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向往自由和民主，哪怕现实中还做不到。

立宪党导民主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判断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四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增进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区分了目标和手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手段就是完全开放的：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然而，细究邓小平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发现，经济标准是其中的唯一维度，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变成了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显然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然后通过实事求是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评估方法与目标之间的预期效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

共同自由价值否定的是仅仅强势阶层的自由，正如共同富裕否定的是两极分化。而且这种层级民主是双向的：自下往上和自上往下，是一种协商民主。

邓小平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事求效包含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三方面的内容。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倡导普世价值观时，我们曾经热情拥抱，也曾经惶恐不安，甚至于否定权利、宪治、人权保障等普世价值，这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实事求效包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实践标准。

政治独立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经济自强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否则会出现头重脚轻的不协调状态，共同富裕难以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了，人们仍然心不平，气不顺。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发展已经足够自信有一个自信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将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合为一体，表述了全面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党导立宪制是中国的根本制度创新。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4年宪法就明确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首先，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在经历了三十年共同贫穷之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制度无所谓先进与否，而在于合适与否、实效如何，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实事求效是主体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所适用的原则，主体与外部世界有体用之别，主体的需要和追求是目标，外部世界是手段。

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也就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开始了追求复兴之路。

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主体是相对性的，在国家之内，主体就是个人，在国际社会，主体则是民族或国家。

引言 十八大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习近平时代，然而我们的理论仍然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的理论…… 第三次变革与习近平精神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中华民族在经历政治独立、经济自强之后正在走向第三次伟大变革：精神自主，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中华民族呼唤习近平精神。有些理论 家、政 治 家，拿大帽子吓 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